婆婆把我塞进老公公司,让我去对付他的白月光。

拜托,这白月光可是老娘亲自扶上去的,你让我去对付她?

什么?月薪三十万?

干干,干,我干……

我爽快答应……

离婚那天,程砚堵在民政局门口,眼眶通红。

「阿锦,复婚吧。」

我银行卡余额:「不了,我不收二手货。」


1

婆婆把我塞进程砚公司做财务,是结婚满两年之后的事。

那天她把我叫回家喝茶,坐在对面叹了半天气,才开口:「阿锦,妈跟你说句实在话。」

我放下茶杯,等她说。

「程砚那边……有个女人。」婆婆皱着眉。

「哦。」

婆婆等着看我的反应,见我只说了一个字,忍不住拔高了声音:「阿锦,你就哦一声?」

我突然意识到,我的反应不对,立即拍桌子表演:「什么?给老娘戴绿帽子?我一拳拍死他」

婆婆深吸一口气,拿起手机,一顿操作。

随着我的手机传来提示音:「支付宝收款到账30万元」

「妈知道,对不住你。这30万你先拿着花,先消消气。」婆婆乞求的看着我。

这下给我整不会了,现在我该怎么反应?

早知道我就去报个表演班了。

「妈查过了,她叫沈知意,在法国待了五年,上个月刚回来,听说是程砚的大学初恋,现在进了公司做战略顾问,天天跟程砚混在一起。」

「本来我是想自己私下给她解决了,可是对方实在是有备而来,我一个人斗不过她。」

婆婆把手机往桌上一搁:「妈的意思是,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明天开始,你去公司上班。我咱俩一起联合对付她。」

「可是我什么都不会,我怎么进公司啊?」这白月光我是万万不能对付的。

因为……我扶她到现在这个位置我容易吗我。

万一,她临时放弃了程砚,那老娘不就前功尽弃了。

「职位,妈给你安排好了,你明天去公司报到,就在财务部,只是工资有点低。」婆婆看着我。

「妈,这样不行的。我们还是想点别的办法吧,我什么都不会,你这样安排我进去,股东们肯定会有意见的。」我搪塞。

「我的好儿媳,你这么懂事,顾全大局。」婆婆老泪纵横「不过,股东那边你别担心。只给你30万的月薪,他们不会说什么的。只是委屈你了。」

什么?月薪30万?你管这叫工资有点低?

我点头,表情诚恳:「听妈的安排,妈放心,我知道该怎么做。」

婆婆这才松了口气,拍拍我的手:「好,妈就知道你聪明,这事交给你,妈信得过你。」

我端起茶杯,喝了一口,在心里默默算了笔账。

三十万乘以十二,三百六十万。

钱这东西,谁会嫌多?

既然婚姻不能给我爱,那给我钱也可以。绿帽子这东西,戴一顶会难受,但是戴多了,嘿嘿也可以变成纵马驰骋的草原。


2

第二天一早,我踩着高跟鞋,拎着从没开封过的名牌包,杀进了程氏集团财务部。

同事们纷纷抬头看我,眼神里写满了「这位是谁」。

我礼貌微笑,一一打招呼,自我介绍完毕,顺手在桌上摆了两盒饼干。

「大家以后多关照。」

甜食是打入群众内部最快的办法,我妈从小就这么教我。

不到一个小时,财务部的小姐妹们已经把我当成自己人了。

而我,也初步摸清楚了公司的八卦生态。

沈知意,战略顾问,直接汇报程砚,有独立办公室,在公司里隐隐有一种别人不敢招惹的气场。

她来了还没满两个月,已经主导推动了三个项目,据说程砚对她言听计从,开会时眼神都顺着她转。

财务部的小姐姐们私下里议论纷纷,有说羡慕的,有说不平的,还有一个姓赵的同事压低声音跟我说:

「反正我是看出来了,那不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,懂吗?」

我懂。

我当然懂。

因为把她弄进这家公司来的人,就是我。

事情得从五个月前说起。

那时候,程砚和我的婚姻已经进入了一种叫做「塑料夫妻」的状态——表面完好,内里空洞,碰一下就会碎。

他不爱我,从结婚第一天就不爱,眼神里藏着的那个人,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我。

我不是没问过他。

结婚一周年那天,我买了他喜欢的那个牌子的红酒,摆了一桌菜,等他回来。

他回来了,看见桌上的菜,愣了一下,才想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。

他坐下,倒了杯酒,喝了一口,然后看着桌子说:「阿锦,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」

「说。」

「我……」他停了很长时间,最终什么都没说,摇了摇头,「算了,没什么。」

那顿饭吃得很沉默。

后来我想,他那天大概是想提离婚的,但是没勇气说出口。

而我,早就调查清楚了,他心里那个放不下的人叫沈知意,在法国,是他的大学初恋,因为两家人的意见分歧,无疾而终,留下了程砚这个痴情种,娶了一个他不爱的人,守着一段他不想要的婚姻。

我同情他三秒,然后开始思考我能从这段婚姻里捞走什么。

于是我悄悄联系了沈知意。


3

联系沈知意这件事,操作难度不高。

我通过程砚的旧手机里一个废弃的联系人,辗转找到了她的邮箱,发了一封非常真诚的邮件。

邮件的大意是:我是程砚的妻子,我知道你们之间的感情,我也知道我的存在对你们来说是个障碍。如果你愿意回国,我可以创造机会让你们重新在一起,条件是你配合我,帮我顺利拿到我应得的离婚补偿。

沈知意回复得很快,只有一行字:

「你想要什么条件?」

我喜欢爽快人。

两个人隔着屏幕谈了整整一个下午,最终达成协议:沈知意回国,通过正规渠道进入程氏集团,不走后门,不打感情牌,用实力站稳脚跟。而我,负责在婆婆面前替她遮风挡雨,保证她在公司至少有六个月的稳定期,足够让程砚的感情彻底复苏。

六个月后,程砚提离婚,我配合,净身出户换成体面分手,我拿够了钱,大家各走各路。

合同是我起草的,我特意用了法律语言,沈知意看完之后说了一句:「你以前是学法律的?」

我说:「不是,我是看合同看多了。」

她发来一个笑脸。

我们就这么愉快地成了盟友。


4

进公司的第三天,我和沈知意在茶水间第一次正式打了个照面。

她端着咖啡,我拿着水杯,两个人在走廊里大眼瞪小眼,都不说话。

最后还是我先开口。

「沈顾问,你好。」

她微微一笑:「苏锦,你好。」

声音很平静,没有任何尴尬,也没有任何讨好。

我对这种人有天然的好感。

「进展怎么样?」我压低声音。

「还行。」她也压低声音,「上周他约我吃了一次饭,聊了聊以前的事。」

「他说什么了?」

「说他当年是被家里逼着和我分手的。」

我在心里给程砚翻了个白眼。

这种话,他当年为什么不说,非要等人远走他乡五年再说?

「没事,按计划走。」我宽慰她,「你只管表现你自己,剩下的我来对付我婆婆。」

沈知意点点头,然后顿了一下:「苏锦,你真的不在乎?」

「在乎什么?」

「他。」

我想了两秒,给了她一个很真诚的回答:「我在乎我的银行卡。」

沈知意愣了一秒,突然笑了出来,是那种真正放松的笑。

「好,我明白了。」


5

婆婆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,她的「对付计划」很快付诸实施。

第一招:让我每天中午给程砚送饭。

「近水楼台先得月!儿媳妇你要主动出击!」

我带着婆婆亲手做的红烧肉,敲响了程砚办公室的门。

程砚抬眼看我,表情明显一怔。

「妈让我给你送饭。」我把饭盒放在他桌上,顺手往沙发一坐,拿起他桌上的财经杂志翻了翻。

他盯着那个饭盒,没说话。

半晌,才说了句:「你最近……在公司还适应吗?」

「挺好的。」我放下杂志,「同事们都很热情,八卦也多,我挺喜欢。」

程砚:「……八卦?」

「对啊,说你和沈顾问的那种。」我笑眯眯地看着他,「老公,你在公司很受欢迎嘛。」

他脸色微变,欲言又止。

我站起来,拍拍衣服:「行了,你吃饭吧,我还有报表没录完,先回去了。」

走到门口,我回头补了一句:「对了,妈问你,这个周末回不回家吃饭,她想做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」

程砚沉默了一下:「……回。」

我点点头,关上门,在门外悄悄掏出手机,给沈知意发了条消息。

「今天他中午没去找你?」

沈知意:「没有,他在开会。」

「好,我让婆婆周末把他拴在家里,你安排个活动,让他看见你和别的男人出去,记得拍照发朋友圈。」

沈知意:「??你在干什么?」

「欲擒故纵懂吗,先让他着急。」

沈知意沉默了三秒:「……好。」

我收起手机,满意地回去录报表了。


“嘿,小杜,吃好了吗?”

中午下班,李诚刚从办公楼拐向食堂的林荫道,就迎面撞见小杜——宽松亚麻衫,斜挎帆布包,脸上漾着笑,微瘪的嘴角透出几分俏皮。

“主席好,我吃好了。”声音轻快,像踩着风。

李诚心微微一松:“咦,状态不挺好的嘛?”

两人擦肩时,他自然地抬手,掌心轻触小杜后背——布料下肩胛骨微微凸起,像收拢的翅膀。

“最近怎么样?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?”

“挺好的呀。喜酒少不了请李主席喝!”小杜咧开嘴,那笑容在光里晃了晃。

走过去三四步,李诚却顿住了,他回过头——

小杜正停在路边那丛栀子树旁。正午风暖,浓绿枝叶间白花攒动,他弯下腰,鼻尖几乎抵住花瓣,闭着眼,深深地、长长地吸了一口气。

那姿态,像一个在沙漠里捧起清泉的旅人,虔诚,甚至带着一丝贪婪。阳光把他侧脸镀成淡金色,连睫毛上都跳着光。

可谁能想到,他怀里揣着的,是足以压垮任何人的百万债务。

“生活是一团麻……”李诚莫名想起这句老歌词。他摇摇头,心底却有什么在翻搅。

——看上去那么阳光,那么贪恋花香的人。

谁能想到呢。

海城公司的厂区说小不小,说大也不大。李诚是公司工会主席,小杜是后勤车队驾驶员。两条线偶尔交错:李诚去下面分公司走访,小杜恰好出车;食堂门口,楼道转角,像今天这样不期而遇。

可有些交错藏在暗处。上月初,一位老同事压低声说:“那小杜,玩疯了……房子抵押了一百二十万,债主只给三天宽限。”

三天!

李诚当时盯着日历,仿佛能听见秒针压过心跳。

“栀子花开,so beautiful so white……”

小杜的哼唱混着那浓得化不开的、带着甜腥气的花香,随风飘来,清澈,饱满,甚至带着笑意。

李诚恍惚了一瞬——眼前白花晃动,香气扑鼻,歌声缠绕,一切都真实得近乎虚幻。

他走向车位,伸手拉车门。

“啪。”一泡灰白的鸟屎不偏不倚,正中手背。温凉,黏腻。

“这算什么缘分?”李诚苦笑,用纸巾慢慢擦拭,“还是命中‘犯绞’?”

他没回头,但知道小杜还在那儿,在花香里。

十多年前,公司尚未进行严格的用车改革,李诚是海城公司总经理,小杜是他专职司机。

那时的小杜更年轻,爱穿带勾的运动装,腕表表盘在阳光下反着冷光。他开车有种表演般的潇洒:单手搭着方向盘,遇弯时手腕一转,轮子便划出流畅弧线,像个懒散却精准的舞者。

——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

可李诚渐渐看清,那掌控感只浮在表面。小杜沉迷两件事:游戏厅哐当作响的老虎机,和驾驶员休息室里永不散场的牌局。每一局都带着“彩头”。

他家里有钱吗?不。父亲脑溢血后拖着病体,家里的小作坊早已锈蚀停工。

小杜经常迟到,在李诚有重要商务会谈的清早,在他赶赴生产事故现场的深夜……一次次心惊肉跳后,李诚让他写“保证书”。

一张,两张,三张……

纸越积越厚,却像丢进无底洞,连回音都没有。李诚觉得自己也成了游戏的一部分,徒劳地按着重复键。

最怵的是高速路上,车轮压着白线“沙沙”作响,车身几乎蹭到隔离栏。李诚攥紧扶手,声音压得发干:“你是不是……嗑药了?靠边停停吧。”

小杜不争辩,只沉默地调整方向。

可下次依旧。

直到那次,李诚从南方考察重大项目归来,第二天有关键的董事会,小杜又迟到了。会议室电话催到第三遍,李诚站在空荡荡的车位前,忽然累了。

还要再写一张保证书吗?

他没让小杜再写。只是通知办公室:换人。

厂区里的栀子花开了又谢……

李诚听说,房子终究过了户。房价低迷,一百五十平抵不上欠款。债主骂骂咧咧,小杜却似乎没什么变化。

他依然穿得清爽,遇见李诚时依然高声喊“主席好!”,脸上堆满笑容,仿佛失去的只是一件旧外套。

偶尔,李诚会想起那个正午——小杜弯腰嗅花的背影,那么用力,那么投入,像要把整个春天吸进肺里,来填补某个看不见的黑洞。

而他手背上,鸟屎的触感仿佛从未擦净。

风又起了,那“一捧香”依旧浓烈,可“百万债”的阴云,真的散了吗?

那顿饭,原本吃得云淡风轻。

初春午后的阳光,懒洋洋地铺在餐厅的格子桌布上,盘子里的家常菜冒着热气。

卢大姐、我,还有三位共同的朋友,五人围坐着。话头像窗外的柳絮,飘到哪儿是哪儿。

一朋友忽然提起年前省里开人代会的事,说我接受采访的报道反响不错,文章也见报了。他笑着,用筷子虚点了点我:“有位老领导看了,夸你呢,说内容好,形象也好,文质彬彬,像个城里人。”

“城里人”仨字,像颗小石子,“嗒”一声,掉进我心里那口深井,激起的回响有点闷。

我笑了笑,没接话,低头夹了块红烧豆腐。豆腐颤巍巍的,嫩。

可那仨字悬在桌面上空,不肯散。

朋友又补了句,说那篇叫《不变与变》的文章,散会前就在几家大报的客户端上登出来了。

卢大姐也笑着看我,眼里是温和的鼓励。她是中国作协会员,出了八本书,发表了千余篇文章,在我们这圈子里,是座小小的灯塔。在她面前,我那点成绩,就像豆腐碰见了红烧肉。

“像城里人?”我放下筷子,抬起眼,声音不高,却把另外几人的谈笑摁下了暂停键。

“我哪有那份底子。”我往后靠了靠,椅背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,像一声叹息的序幕。“我倒是清清楚楚记得,乡下穷小子是什么滋味。”

我顿了顿,像是要给记忆里的画面调个焦。餐厅里安静下来,只有隔壁桌隐约的碗碟声。



“小时候,冬天贴身穿的衣裳,是夏天外头那件穿破了、磨薄了,改的。粗布,洗到发白,硬撅撅,像牛皮纸。冬天洗澡是奢侈事,一条裤衩,直穿到它板结、泛黄,凑近了闻……”

我故意吸了吸鼻子,做出个略显夸张的回忆表情,“有股味儿——童年的味儿,汗馊味混着……嗯,尿骚味。”

最后这三个字,我说得清晰而平淡,像在介绍一道菜的配方。

席间真静了。有朋友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。

卢大姐脸上的笑意凝住,那双看惯世情的眼睛,微微睁大了一些,看向我。

我迎着她的目光,耸耸肩:“就这样。文质彬彬?那是没见过我拖着鼻涕、穿着硬壳裤衩满村跑的时候。”

凝固的空气,是被卢大姐一声“噗嗤”的笑打破的。那笑声爽利,干净,像突然推开了所有窗户,春风呼呼地灌进来。

她连连摆手,笑得眼角的细纹堆成了花:“快别说了!你这人,怎么这么糟蹋自己!”

“不是糟蹋,” 我也笑,“是还原。”

她笑了好一会儿,才端起茶杯抿了一口,眼波流转间,掠过一丝狡黠的光,像想起了什么有趣的宝藏。

“你要这么说,” 她放下杯子,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耳垂,“我也有件事,压箱底多年了。”

我们的目光都落在她耳垂上。那里什么都没有,皮肤干净,被阳光照得近乎透明。

“我家那口子,也是农村考出来的。我们认识前,他家里曾给说过的一个姑娘,买了一对金耳环。小小的,但总是金的。”

她语速平稳,像在讲别人的故事,“后来那事没成。等我们经人介绍,看对了眼,谈婚论嫁时,我婆婆就觉得,前头既然已经买过一对了,后面这个媳妇,就不必再破费。所以啊……”



她又摸了摸耳垂,笑了:“我到今天,也没戴上属于我的那对金耳环。”

“哎呀!”有朋友叫起来,替她不平,“这怎么行!让姐夫补上!现在补!买大的,买沉的!”

“对,买上百克的!”我也跟着起哄。

卢大姐却只是笑,摇摇头,那笑容里没有丝毫阴霾,澄澈得像山涧里的水,“补什么呀。早不惦记了。有时候想起来,倒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记号。”

她顿了顿,目光有些悠远,“没那副金耳环,我这耳朵,听了这么多年他的鼾声,还有我自己笔下那些人物的悄悄话,不也好好的?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”

我望着她。她说话时,眉眼舒展,语气平和。那空荡荡的耳垂,在阳光下一晃一晃,没有金银的夺目,却有一种奇异的、温润的光泽。

那不是缺失的标记,那仿佛是她特意为自己保留的一片“留白”,一片坦荡的、从容的、足以盛放更多东西的留白。

我忽然就懂了。我那带着“尿骚味”的童年,和她这对“空耳垂”,本质上,是一回事。都是我们人生画布上,最初那几笔或许不算美观、却无法涂改的底色。

生活中有人拼命想覆盖它、修饰它,把它藏进华美袍子的最里层,生怕露出一丝线头。

而像我和卢大姐这样的人,选择了另一种方式:把它晾晒在太阳底下,笑着指给人看——“瞧,这就是我来时的路。不怎么光鲜,但结实,磨人,也养人。”

自嘲,尤其是拿自己最寒酸、最不堪的过往自嘲,是顶难的事。那得像外科医生,自己给自己动刀,下手要准,心态要稳,还得在疼痛里品出点幽默的滋味。

这需要底气——不是钱包的底气,是心灵的底气。是确信自己已经走出了那片冻土,并且把冻土里所有的养分都吸收成了骨头,长成了血肉。

卢大姐的文章为什么好?为什么产量高,质量还稳?我以前琢磨技巧,琢磨阅历,现在明白了,那股子蓬勃的、不矫饰的生命力,源头或许就在这里——在这份对自身全部真相(包括那些坑洼和缺损)的全然接纳里。她不避讳,不粉饰,所以下笔酣畅,无所挂碍。

那空耳垂,是她精神的“透气孔”。

饭局的后半段,气氛莫名地更轻松了。阳光移了位置,暖烘烘地照在我的手背上。

我们依旧吃着那些寻常的菜,说着寻常的话,但空气里流淌着一些更厚重、更明亮的东西。那是两段迥异却在此刻共鸣的人生轨迹,是彼此对“如何与自己的过去相处”这一命题,无声交换的答案。

离席时,我们站在餐厅门口道别。春风吹起卢大姐鬓角一丝白发,她抬手捋到耳后。那个动作如此自然,那光洁的耳垂再次一闪。

我忽然觉得,她耳垂上并非空无一物。她戴着一副看不见的耳环,那耳环,用几十年的坦然、通透、自信与丰盈的智慧打造,轻得没有重量,又重得足以压住一切浮华的风。那是世间最珍贵的首饰。

而我,胸腔里某个地方,那块关于“乡下穷小子”的、冻了多年的硬疙瘩,在这个充满阳光和笑声的午间,仿佛被那阵春风,被卢大姐眼里那抹澄澈的光,轻轻地、温柔地,吹开了一条缝隙。

一股温润的泉,细细地渗了出来。

那泉水里映出的,不再是羞赧的倒影,而是一条来路——粗粝,坚硬,尘土飞扬,却每一步,都踩得实实在在。

影院有个死规矩:午夜十二点不给湿身的人检票。

我以为这是迷信,直到那对刚跳楼的情侣站在我面前。

他们死死盯着我,手里的票滴着血水:“大哥,让我们进去,不然我替你选。”


我站在小区楼下的警戒线外,手里那把黑伞被风吹得摇摇欲坠。雨幕中,红蓝交替的警灯把周围的一切都染得光怪陆离,像是一场失真的默片现场。

“往后退!都往后退!没什么好看的!”一个穿着雨衣的警察大声吼着,声音被雨声撕扯得支离破碎。

但我没有退。我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地上。那里有两具尸体,被白布盖着,但雨水已经把白布浸透,紧紧贴在躯体上,勾勒出一种令人窒息的轮廓。

准确地说,是一对情侣。但我总觉得,他们身上背负着两代人的命运。

男的叫陈锋,女的叫林婉。我在楼道里见过他们几次。

陈锋个子很高,总是戴着一顶鸭舌帽,眼神阴郁;林婉则是个纤细的女孩,长发及腰,笑起来很温柔,但眼底总藏着一丝化不开的忧愁。

他们搬来这栋老式居民楼不到半年,平日里深居简出。

前些天,楼上传来过激烈的争吵声,还有摔东西的脆响。那时候我正躺在床上刷手机,还能听到男人歇斯底里的怒吼和女人压抑的哭声。我想上去劝架,但手刚放在门把手上,里面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

那种寂静太可怕了,比争吵更让人心慌。

现在,他们就在那里。两具尸体紧紧挨在一起,听说是在那一瞬间,两人双双跳下,没有任何犹豫。

一阵风吹过,掀起了盖在女尸脸上的白布一角。

我屏住了呼吸。那一瞬间,时间仿佛凝固了。林婉的脸惨白如纸,嘴角却挂着一抹诡异的微笑。那微笑不像是痛苦,倒像是一种解脱,一种终于完成了某种契约的满足。她的眼睛半睁着,似乎在看着这灰暗的天空,又似乎透过雨幕,看着某个谁也看不见的地方。

而陈锋的手,即使在死后,依然死死地抓着林婉的手腕,力道大得仿佛要把骨头捏碎。

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在窃窃私语。

“听说是殉情啊……多年轻的两个孩子。”

“唉,说是男方家里不同意,欠了一屁股债,实在过不下去了。”

“死在一起也好,黄泉路上有个伴。”

我感到一阵恶寒从脚底直冲天灵盖。那天晚上,我失眠了。只要一闭眼,脑海里就是林婉那半睁的眼睛和嘴角那抹诡异的笑。

我是个电影院检票员。这种工作不需要太多的社交,只需要机械地重复动作:撕票,指引方向,说一句“祝您观影愉快”。

但我没想到,这份工作,成了我与他们再次相遇的桥梁。

殉情案发生后的第三天,恰逢农历七月十五,中元节。

电影院位于老城区的一家商场四楼,生意一直不算太好。尤其是这种日子,晚上十点过后,大厅里几乎就没什么人了。只有角落里的抓娃娃机还在闪着五颜六色的灯,发出单调且刺耳的电子音效。

我站在检票口,强打着精神。这两天我一直精神恍惚,总觉得那天的雨声还在耳边回荡。

“叮——”

电梯门开了。

一对年轻的情侣走了出来。

男的穿着一件灰色的连帽衫,帽檐压得很低;女的穿着白色的碎花长裙,长发披散在肩头。

看到他们的第一眼,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。那身形、那走路的样子,简直像极了陈锋和林婉。

不,不可能。他们已经死了。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尸体,亲眼看着他们被装进黑色的裹尸袋抬走。

我深吸一口气,告诉自己不要胡思乱想。世界上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。

他们手牵着手,慢慢走到检票口前。

那种走路姿势很奇怪。他们的脚似乎没有完全抬起,鞋底在地面上摩擦出细微的“沙沙”声,像是在地上拖行。而且,他们的步伐出奇的一致,每一步的距离都分毫不差,就像是某种被设定好程序的木偶。

“你好,检票。”

男人的声音很轻,带着一股湿冷的寒气,像是从井底飘上来的。

他递过来两张电影票。

我接过票的手有些颤抖。触碰到票纸的那一刻,一股刺骨的凉意顺着指尖传遍全身。那不是普通的纸质,摸上去滑腻腻的,像是一张刚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湿纸,甚至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腥味。

我低头看了一眼票面。

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,像是被水晕染过。但我还是看清了电影的名字和时间。

《人鬼情未了》,午夜00:00,4号厅。

我愣住了。

我们影院只有七个厅,听老员工说开业时为了图吉利,根本就没有什么4号厅。而且这个时间点,商场早就关门了,我们也早就该下班了。

“不好意思,”我抬起头,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,“是不是买错票了?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场次,而且……商场要关门了。”

那个男人没有说话。他缓缓抬起头,露出了帽檐下的脸。

那一刻,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冻结了。

那是陈锋。

那张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,额头左侧有一块明显的凹陷,皮肤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紫色,像是被重物狠狠撞击过后的痕迹——那是坠楼时留下的伤痕。

他却在笑。

“怎么会错呢?”陈锋的嘴角咧开,露出两排森森的白牙,“这是我们特意买的票。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”

旁边的林婉也抬起头来。她的脖子软软地耷拉着,脑袋随着动作微微晃动,仿佛颈椎已经断了。她的长发湿漉漉的,发梢还在往下滴着水。

水滴落在电影院鲜红的地毯上,瞬间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痕迹。

“是啊,大哥。”林婉的声音嘶哑干裂,像是喉咙里含着沙砾,“那天你在楼下看我们看得那么仔细,怎么现在反而不认识我们了?”

我的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掐住,发不出一点声音。恐惧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。

他们记得。他们记得我在警戒线外那窥探的一眼。

“快点检票吧。”陈锋催促道,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,眼球几乎要暴突出来,“电影马上就要开场了。错过了开头,就看不到结局了。”

不,这不可能。这一定是梦,一定是我在做梦。

我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,剧痛传来。不是梦。

那两张湿漉漉的电影票就在我手里,仿佛有着千钧重。我如果不给他们检票,他们会不会就在这里……把我撕碎?

我的手颤抖着,拿起检票钳。

“咔嚓。”

那一剪子下去,声音异常清脆,像是什么骨头断裂的声音。

陈锋满意地点了点头,收回票根。他和林婉依然紧紧牵着手,十指相扣,指关节发白。

“谢谢你,大哥。”林婉冲我眨了眨眼,那双没有焦距的瞳孔里倒映出我惊恐万状的脸,“如果以后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死,可以来4号厅找我们。不过……入场券可是很贵的哦。”

说完,他们转身走向了走廊深处。

那是通往影厅的通道。平时那里灯火通明,但此刻,通道尽头的灯似乎坏了,黑漆漆的一片,像是一个张开大口的巨兽。

他们走进那片黑暗,身影一点点被吞噬。就在即将完全消失的那一刻,我听到黑暗中传来了一句飘忽不定的话:

“别告诉任何人……这是我们的秘密。”

他们消失后,检票口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

我瘫坐在椅子上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冷汗已经浸透了我的后背。那股湿冷的腥味似乎还残留在空气中。

幻觉?还是……鬼魂?

我看了看自己的手,检票钳上似乎沾着什么东西。我凑近一看,是一抹暗红色的痕迹,像是已经干涸的血迹,混杂着泥土。

我猛地扔掉检票钳,冲进洗手间,疯狂地洗手。肥皂用了半块,手都被搓红了,那种滑腻的触感依然挥之不去。

“喂?小李?你怎么还没下班?”

身后传来一个声音,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。

回头一看,是电影院的保安老张。他手里拿着手电筒,一脸狐疑地看着我。

“老张……”我声音颤抖,“你刚才……有没有看到一对情侣进去?”

“情侣?”老张皱了皱眉,看了看空荡荡的大厅,“这都几点了,哪还有什么情侣?最后一场电影九点半就结束了。你是不是太累出现幻觉了?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吧,今晚这日子口,不宜久留。”

“可是……他们给了我票……”我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没疯,转头看向检票台。

那里空空如也。

没有撕下的票根,没有遗落的检票钳。就连我刚才扔在地上的检票钳,此刻也好端端地挂在腰带上。

我愣住了。

“真没人。”老张走过来,拍了拍我的肩膀,“你看,大厅的灯我都关了一半了。赶紧走吧,我也要锁门了。”

我失魂落魄地走出电影院。

外面的雨已经停了,但空气依然潮湿闷热。路灯昏黄,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回到家,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。闭上眼,就是陈锋那张青紫色的脸和林婉那湿漉漉的长发。

那是真实的吗?如果是幻觉,为什么触感那么真实?如果是真的,为什么老张看不见?

我想起了林婉最后说的那句话:“如果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死,可以来4号厅找我们。”

好奇心像是一颗种子,在恐惧的土壤里疯狂发芽。我虽然害怕,但作为一个普通人,面对这种超自然的现象,一种探究真相的本能驱使着我。

他们为什么而死?真的只是单纯的殉情吗?那为什么林婉说“入场券很贵”?

第二天,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。

白天的时候,电影院里人声鼎沸,孩子们的吵闹声让我稍微安心了一些。但我一直在留意每一个走进来的观众,生怕再看到那两件熟悉的衣服。

下午三点,趁着没人的空档,我偷偷溜到了经理室。

值班经理是个胖子,我们都喊他辉哥,辉哥平时没事就喜欢研究些神神鬼鬼的东西。他正戴着耳机打游戏,看到我进来,摘下耳机:“哟,小李,怎么有空上来?”

“阿辉哥,问你个事儿。”我压低了声音,“咱们这电影院,以前是不是有个4号厅?”

“4号厅?”阿辉愣了一下,随即脸色变得有些古怪,“你怎么知道这个?”

我的心跳漏了一拍:“真的有?”

阿辉左右看了看,把门关上,神神秘秘地拉着我坐下:“这事儿你别跟外人说。咱们这商场,前身是个老纺织厂。据说当年厂里失过一次大火,烧死了一对想私奔的情侣。后来改建电影院的时候,那个位置就被封了,也就是原来的4号厅。”

“封了?”我追问,“封在哪?”

“就在3号厅旁边那个堆杂物的走廊尽头。”阿辉指了指下面,“不过那边早就砌墙堵死了,钥匙只有经理有。据说那里面的放映机都没拆走,一直放在里面。怎么了?你问这个干嘛?”

我没说话,脑子里一片混乱。

被封死的4号厅,烧死的情侣,跳楼的陈锋和林婉。

这两者之间,有什么联系?

“没……没事,就是听个老顾客随口提了一句。”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

就在这时,我的手机响了。是一个陌生号码。

我接起电话,里面传来一阵嘈杂的电流声,紧接着,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女声:

“检票……大哥……你的票……还没检完……”

是林婉的声音!

我吓得手一哆嗦,手机差点掉在地上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?”

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下来,然后传来了一声清晰的叹息:

“今晚……午夜……别忘了……”

电话挂断了。

我握着手机,手心里全是冷汗。屏幕上显示的通话时间,是00:00。

但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,现在明明才下午三点十五分。

一股寒意再次笼罩了我。我知道,我逃不掉了。今晚,我必须再去一次那个不存在的4号厅。



晚餐刚刚开始,全家围坐。母亲忽然侧过身,“中伟,有件事……想和你商量。”

几天来,明明有许多机会开口,偏要在这团聚的场合提。母亲这句迟疑的话,让武中伟心里“咯噔”一沉。

他放下筷子,“妈,您说。”

“你爸的情况……越来越不好了。”母亲的手在膝上搓了搓,“身后事,我想……请村里的纪小强和魏之和来操办。常在他们的店里买菜,人实诚。”

武中伟愣住了——

前年五月,父亲病重,是他在母亲授意下,提前去老屋取回寿衣。那时就郑重拜托了专办白事的谢大亮。

去年十一月,父亲住院时,医生专门喊住他,明确表示老人时日无多。他又一次联系谢大亮,商谈了诸多细节。

就在春节前,父亲两日未进食,他还特地询问谢大亮:“若春节有突发状况,人手能立即到位吗?”

对方答得笃定:“放心,班子随时能拉起来。”

“妈,”武中伟尽量让声音平和,“谢师傅那边,我打过好几次招呼了,人家都准备着呢。”

“可纪小强他们这么客气,我面子上搁不住啊。”母亲声音不大,语气却不容置疑。

一直沉默的弟弟武能伟放下茶杯,接了话,“都是请人,差不多。我看,就照妈的意思吧。”

他长居北方,是一家文旅集团的负责人,过年赶回来团圆,说话带着几分惯常的果断:“关键是让妈妈心情好。费用上若有增加,我来承担。具体让大哥去请人。一家人,千万别在办事时争执,把乡里那些不好的习气带进来。”

母亲低着头,开始抹眼泪。

武能伟的脸色更沉了些:“要尊重妈妈的意见。”

这情形,出乎武中伟的意料,“能伟,你……知道家里这些事吗?”武中伟下意识皱了皱眉头。

“你干嘛皱眉头呢?自家人商量事情,无需带情绪。”武能伟突然有点急了。

“情绪?没错,我干嘛要带情绪呢?请谢大亮难道我有什么私心吗?”武中伟看着弟弟,似在自言自语,思绪却飘远了——

疫情严重时,父亲“阳”了。在子女精心照料下,他恢复很快。哪知,老两口拌嘴,父亲非要上楼放大孙子结婚照,不小心一头撞在墙上,当时就大小便失禁,手脚冰凉,眼睛上翻。是他正好送药回来,撞见了,喊的120。

父亲病重住院,医生说是心脏出了大问题,无法治疗与康复。他坚持要请全天候护工,母亲不同意甚至以死相逼,是他硬着头皮办成了。

后来父亲渐渐患老年痴呆症,有时提着铁棒要砸邻居水缸,还扬言“杀人”,于是他急忙联系医院老年科……

这些琐碎又惊心的艰难,大多是武中伟和姐姐一天天扛过来的。

姐姐忍不住侧身对武能伟说:“要不是中伟,爸妈可能早就不在了。”

武中伟想起下午,他和大哥武大伟陪弟弟去梅园景区赏梅散心。

梅开半树,最有佳趣。他提前备了糕点,还特地买了甘蔗,请人切成小段。

弟弟是搞文旅的,他兴致勃勃地介绍梅园景致、古树名木,恨不得把家乡的好都捧出来。

在“精品梅苑”前的高秆丛生梅长廊下歇脚时,他咬了口甘蔗,渣子却塞了牙缝。龇牙咧嘴弄不出来,便独自转到梅林后想找点水漱口。

不料凑近拍摄蜜蜂时,右手小指被狠狠蜇了一下,瞬间肿起个包,又痒又痛。那突如其来的疼,细细密密的,像极了此刻心里的滋味。

“那谁去回谢大亮呢?”母亲有些顾虑。

大嫂在一旁快速跟上:“谁请的人,谁去回话吧。”

武中伟只觉得一股火气往上涌。他默念: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若在别处,他大概已起身离开。

但这是家,是年节下。他看着弟弟武能伟不容置疑的神情,又看看母亲不住拭泪的侧影,忽然什么都不想说了。

一直没开口的大哥武大伟叹了口气,“中伟为爸妈做的,我们心里都有数。妈的意思,我们也都明白。这样,明天我去找纪小强和魏之和聊聊。妈,您看行不?”

母亲抬起泪眼,看了看大儿子,又看了看武中伟,点了点头。

武中伟胸腔里那团闷气,慢慢散了些。他看向弟弟,武能伟也正看着他,方才那种“断事”的锋芒淡了,眼里浮出些许复杂的神色,像是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总是在家的二哥。

“谢大亮那儿,我回。没那么复杂,也不太为难的。”武中伟心中坦荡,他相信谢大亮能够谅解。

武能伟张了张嘴,声音低了些:“二哥……我常年不在家,有些事,确实不清楚。”

武中伟忽然觉得,手指上那个被蜂蜇过的地方,那股灼热的胀痛奇异地消退了。

散了席,武中伟去开车。夜幕已深,远近的灯笼还红彤彤地亮着。

他抬头,见满天星斗,密密的,亮亮的。“真美!和小时候一样。”他的心里忽然暖了。

生活里纵然有塞牙的甘蔗渣,有蜇人的蜂,有说不清的委屈和理不顺的家事……可也有这样的星空,有九十高寿的老父还躺在屋里,有梅园里半开的梅花,有姐姐一句“爸妈早就不在了”的懂得,也有弟弟那句“有些事,确实不清楚”的坦诚。

他拉开车门,打开音响。张学友淳厚的声音流淌在车厢里:“朋友,我永远祝福你!不要问、不要说,一切尽在不言中,这一刻偎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……”

他想起下午在梅园,弟弟武能伟站在一株老梅树下,看了许久,说:“这园子有真意。二哥,你介绍时,眼里有光。”

现在忽然觉得,那点“光”,大概就和此刻心里的念头一样:所有身前身后的安排,最终求的,不过是“尽心”二字。

对父母,对兄弟,对家乡,对这份剪不断、理还乱却血脉相连的生活,皆如是。

车缓缓驶出院门,后视镜里,家的灯火渐渐晕成温暖的光团。

他摸了摸还微微刺痒的右手小指——这细小的伤,过两日便会好,连痕迹都不会留下。

就像生活里这些小小的争执与误会,总会过去。而星光永远在头顶,梅树年年会开花,一家人磕磕绊绊,却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牵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