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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嘿,小杜,吃好了吗?”

中午下班,李诚刚从办公楼拐向食堂的林荫道,就迎面撞见小杜——宽松亚麻衫,斜挎帆布包,脸上漾着笑,微瘪的嘴角透出几分俏皮。

“主席好,我吃好了。”声音轻快,像踩着风。

李诚心微微一松:“咦,状态不挺好的嘛?”

两人擦肩时,他自然地抬手,掌心轻触小杜后背——布料下肩胛骨微微凸起,像收拢的翅膀。

“最近怎么样?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?”

“挺好的呀。喜酒少不了请李主席喝!”小杜咧开嘴,那笑容在光里晃了晃。

走过去三四步,李诚却顿住了,他回过头——

小杜正停在路边那丛栀子树旁。正午风暖,浓绿枝叶间白花攒动,他弯下腰,鼻尖几乎抵住花瓣,闭着眼,深深地、长长地吸了一口气。

那姿态,像一个在沙漠里捧起清泉的旅人,虔诚,甚至带着一丝贪婪。阳光把他侧脸镀成淡金色,连睫毛上都跳着光。

可谁能想到,他怀里揣着的,是足以压垮任何人的百万债务。

“生活是一团麻……”李诚莫名想起这句老歌词。他摇摇头,心底却有什么在翻搅。

——看上去那么阳光,那么贪恋花香的人。

谁能想到呢。

海城公司的厂区说小不小,说大也不大。李诚是公司工会主席,小杜是后勤车队驾驶员。两条线偶尔交错:李诚去下面分公司走访,小杜恰好出车;食堂门口,楼道转角,像今天这样不期而遇。

可有些交错藏在暗处。上月初,一位老同事压低声说:“那小杜,玩疯了……房子抵押了一百二十万,债主只给三天宽限。”

三天!

李诚当时盯着日历,仿佛能听见秒针压过心跳。

“栀子花开,so beautiful so white……”

小杜的哼唱混着那浓得化不开的、带着甜腥气的花香,随风飘来,清澈,饱满,甚至带着笑意。

李诚恍惚了一瞬——眼前白花晃动,香气扑鼻,歌声缠绕,一切都真实得近乎虚幻。

他走向车位,伸手拉车门。

“啪。”一泡灰白的鸟屎不偏不倚,正中手背。温凉,黏腻。

“这算什么缘分?”李诚苦笑,用纸巾慢慢擦拭,“还是命中‘犯绞’?”

他没回头,但知道小杜还在那儿,在花香里。

十多年前,公司尚未进行严格的用车改革,李诚是海城公司总经理,小杜是他专职司机。

那时的小杜更年轻,爱穿带勾的运动装,腕表表盘在阳光下反着冷光。他开车有种表演般的潇洒:单手搭着方向盘,遇弯时手腕一转,轮子便划出流畅弧线,像个懒散却精准的舞者。

——仿佛一切尽在掌握。

可李诚渐渐看清,那掌控感只浮在表面。小杜沉迷两件事:游戏厅哐当作响的老虎机,和驾驶员休息室里永不散场的牌局。每一局都带着“彩头”。

他家里有钱吗?不。父亲脑溢血后拖着病体,家里的小作坊早已锈蚀停工。

小杜经常迟到,在李诚有重要商务会谈的清早,在他赶赴生产事故现场的深夜……一次次心惊肉跳后,李诚让他写“保证书”。

一张,两张,三张……

纸越积越厚,却像丢进无底洞,连回音都没有。李诚觉得自己也成了游戏的一部分,徒劳地按着重复键。

最怵的是高速路上,车轮压着白线“沙沙”作响,车身几乎蹭到隔离栏。李诚攥紧扶手,声音压得发干:“你是不是……嗑药了?靠边停停吧。”

小杜不争辩,只沉默地调整方向。

可下次依旧。

直到那次,李诚从南方考察重大项目归来,第二天有关键的董事会,小杜又迟到了。会议室电话催到第三遍,李诚站在空荡荡的车位前,忽然累了。

还要再写一张保证书吗?

他没让小杜再写。只是通知办公室:换人。

厂区里的栀子花开了又谢……

李诚听说,房子终究过了户。房价低迷,一百五十平抵不上欠款。债主骂骂咧咧,小杜却似乎没什么变化。

他依然穿得清爽,遇见李诚时依然高声喊“主席好!”,脸上堆满笑容,仿佛失去的只是一件旧外套。

偶尔,李诚会想起那个正午——小杜弯腰嗅花的背影,那么用力,那么投入,像要把整个春天吸进肺里,来填补某个看不见的黑洞。

而他手背上,鸟屎的触感仿佛从未擦净。

风又起了,那“一捧香”依旧浓烈,可“百万债”的阴云,真的散了吗?

那顿饭,原本吃得云淡风轻。

初春午后的阳光,懒洋洋地铺在餐厅的格子桌布上,盘子里的家常菜冒着热气。

卢大姐、我,还有三位共同的朋友,五人围坐着。话头像窗外的柳絮,飘到哪儿是哪儿。

一朋友忽然提起年前省里开人代会的事,说我接受采访的报道反响不错,文章也见报了。他笑着,用筷子虚点了点我:“有位老领导看了,夸你呢,说内容好,形象也好,文质彬彬,像个城里人。”

“城里人”仨字,像颗小石子,“嗒”一声,掉进我心里那口深井,激起的回响有点闷。

我笑了笑,没接话,低头夹了块红烧豆腐。豆腐颤巍巍的,嫩。

可那仨字悬在桌面上空,不肯散。

朋友又补了句,说那篇叫《不变与变》的文章,散会前就在几家大报的客户端上登出来了。

卢大姐也笑着看我,眼里是温和的鼓励。她是中国作协会员,出了八本书,发表了千余篇文章,在我们这圈子里,是座小小的灯塔。在她面前,我那点成绩,就像豆腐碰见了红烧肉。

“像城里人?”我放下筷子,抬起眼,声音不高,却把另外几人的谈笑摁下了暂停键。

“我哪有那份底子。”我往后靠了靠,椅背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,像一声叹息的序幕。“我倒是清清楚楚记得,乡下穷小子是什么滋味。”

我顿了顿,像是要给记忆里的画面调个焦。餐厅里安静下来,只有隔壁桌隐约的碗碟声。



“小时候,冬天贴身穿的衣裳,是夏天外头那件穿破了、磨薄了,改的。粗布,洗到发白,硬撅撅,像牛皮纸。冬天洗澡是奢侈事,一条裤衩,直穿到它板结、泛黄,凑近了闻……”

我故意吸了吸鼻子,做出个略显夸张的回忆表情,“有股味儿——童年的味儿,汗馊味混着……嗯,尿骚味。”

最后这三个字,我说得清晰而平淡,像在介绍一道菜的配方。

席间真静了。有朋友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。

卢大姐脸上的笑意凝住,那双看惯世情的眼睛,微微睁大了一些,看向我。

我迎着她的目光,耸耸肩:“就这样。文质彬彬?那是没见过我拖着鼻涕、穿着硬壳裤衩满村跑的时候。”

凝固的空气,是被卢大姐一声“噗嗤”的笑打破的。那笑声爽利,干净,像突然推开了所有窗户,春风呼呼地灌进来。

她连连摆手,笑得眼角的细纹堆成了花:“快别说了!你这人,怎么这么糟蹋自己!”

“不是糟蹋,” 我也笑,“是还原。”

她笑了好一会儿,才端起茶杯抿了一口,眼波流转间,掠过一丝狡黠的光,像想起了什么有趣的宝藏。

“你要这么说,” 她放下杯子,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光溜溜的耳垂,“我也有件事,压箱底多年了。”

我们的目光都落在她耳垂上。那里什么都没有,皮肤干净,被阳光照得近乎透明。

“我家那口子,也是农村考出来的。我们认识前,他家里曾给说过的一个姑娘,买了一对金耳环。小小的,但总是金的。”

她语速平稳,像在讲别人的故事,“后来那事没成。等我们经人介绍,看对了眼,谈婚论嫁时,我婆婆就觉得,前头既然已经买过一对了,后面这个媳妇,就不必再破费。所以啊……”



她又摸了摸耳垂,笑了:“我到今天,也没戴上属于我的那对金耳环。”

“哎呀!”有朋友叫起来,替她不平,“这怎么行!让姐夫补上!现在补!买大的,买沉的!”

“对,买上百克的!”我也跟着起哄。

卢大姐却只是笑,摇摇头,那笑容里没有丝毫阴霾,澄澈得像山涧里的水,“补什么呀。早不惦记了。有时候想起来,倒觉得是个挺有意思的记号。”

她顿了顿,目光有些悠远,“没那副金耳环,我这耳朵,听了这么多年他的鼾声,还有我自己笔下那些人物的悄悄话,不也好好的?干干净净,清清爽爽。”

我望着她。她说话时,眉眼舒展,语气平和。那空荡荡的耳垂,在阳光下一晃一晃,没有金银的夺目,却有一种奇异的、温润的光泽。

那不是缺失的标记,那仿佛是她特意为自己保留的一片“留白”,一片坦荡的、从容的、足以盛放更多东西的留白。

我忽然就懂了。我那带着“尿骚味”的童年,和她这对“空耳垂”,本质上,是一回事。都是我们人生画布上,最初那几笔或许不算美观、却无法涂改的底色。

生活中有人拼命想覆盖它、修饰它,把它藏进华美袍子的最里层,生怕露出一丝线头。

而像我和卢大姐这样的人,选择了另一种方式:把它晾晒在太阳底下,笑着指给人看——“瞧,这就是我来时的路。不怎么光鲜,但结实,磨人,也养人。”

自嘲,尤其是拿自己最寒酸、最不堪的过往自嘲,是顶难的事。那得像外科医生,自己给自己动刀,下手要准,心态要稳,还得在疼痛里品出点幽默的滋味。

这需要底气——不是钱包的底气,是心灵的底气。是确信自己已经走出了那片冻土,并且把冻土里所有的养分都吸收成了骨头,长成了血肉。

卢大姐的文章为什么好?为什么产量高,质量还稳?我以前琢磨技巧,琢磨阅历,现在明白了,那股子蓬勃的、不矫饰的生命力,源头或许就在这里——在这份对自身全部真相(包括那些坑洼和缺损)的全然接纳里。她不避讳,不粉饰,所以下笔酣畅,无所挂碍。

那空耳垂,是她精神的“透气孔”。

饭局的后半段,气氛莫名地更轻松了。阳光移了位置,暖烘烘地照在我的手背上。

我们依旧吃着那些寻常的菜,说着寻常的话,但空气里流淌着一些更厚重、更明亮的东西。那是两段迥异却在此刻共鸣的人生轨迹,是彼此对“如何与自己的过去相处”这一命题,无声交换的答案。

离席时,我们站在餐厅门口道别。春风吹起卢大姐鬓角一丝白发,她抬手捋到耳后。那个动作如此自然,那光洁的耳垂再次一闪。

我忽然觉得,她耳垂上并非空无一物。她戴着一副看不见的耳环,那耳环,用几十年的坦然、通透、自信与丰盈的智慧打造,轻得没有重量,又重得足以压住一切浮华的风。那是世间最珍贵的首饰。

而我,胸腔里某个地方,那块关于“乡下穷小子”的、冻了多年的硬疙瘩,在这个充满阳光和笑声的午间,仿佛被那阵春风,被卢大姐眼里那抹澄澈的光,轻轻地、温柔地,吹开了一条缝隙。

一股温润的泉,细细地渗了出来。

那泉水里映出的,不再是羞赧的倒影,而是一条来路——粗粝,坚硬,尘土飞扬,却每一步,都踩得实实在在。


晚餐刚刚开始,全家围坐。母亲忽然侧过身,“中伟,有件事……想和你商量。”

几天来,明明有许多机会开口,偏要在这团聚的场合提。母亲这句迟疑的话,让武中伟心里“咯噔”一沉。

他放下筷子,“妈,您说。”

“你爸的情况……越来越不好了。”母亲的手在膝上搓了搓,“身后事,我想……请村里的纪小强和魏之和来操办。常在他们的店里买菜,人实诚。”

武中伟愣住了——

前年五月,父亲病重,是他在母亲授意下,提前去老屋取回寿衣。那时就郑重拜托了专办白事的谢大亮。

去年十一月,父亲住院时,医生专门喊住他,明确表示老人时日无多。他又一次联系谢大亮,商谈了诸多细节。

就在春节前,父亲两日未进食,他还特地询问谢大亮:“若春节有突发状况,人手能立即到位吗?”

对方答得笃定:“放心,班子随时能拉起来。”

“妈,”武中伟尽量让声音平和,“谢师傅那边,我打过好几次招呼了,人家都准备着呢。”

“可纪小强他们这么客气,我面子上搁不住啊。”母亲声音不大,语气却不容置疑。

一直沉默的弟弟武能伟放下茶杯,接了话,“都是请人,差不多。我看,就照妈的意思吧。”

他长居北方,是一家文旅集团的负责人,过年赶回来团圆,说话带着几分惯常的果断:“关键是让妈妈心情好。费用上若有增加,我来承担。具体让大哥去请人。一家人,千万别在办事时争执,把乡里那些不好的习气带进来。”

母亲低着头,开始抹眼泪。

武能伟的脸色更沉了些:“要尊重妈妈的意见。”

这情形,出乎武中伟的意料,“能伟,你……知道家里这些事吗?”武中伟下意识皱了皱眉头。

“你干嘛皱眉头呢?自家人商量事情,无需带情绪。”武能伟突然有点急了。

“情绪?没错,我干嘛要带情绪呢?请谢大亮难道我有什么私心吗?”武中伟看着弟弟,似在自言自语,思绪却飘远了——

疫情严重时,父亲“阳”了。在子女精心照料下,他恢复很快。哪知,老两口拌嘴,父亲非要上楼放大孙子结婚照,不小心一头撞在墙上,当时就大小便失禁,手脚冰凉,眼睛上翻。是他正好送药回来,撞见了,喊的120。

父亲病重住院,医生说是心脏出了大问题,无法治疗与康复。他坚持要请全天候护工,母亲不同意甚至以死相逼,是他硬着头皮办成了。

后来父亲渐渐患老年痴呆症,有时提着铁棒要砸邻居水缸,还扬言“杀人”,于是他急忙联系医院老年科……

这些琐碎又惊心的艰难,大多是武中伟和姐姐一天天扛过来的。

姐姐忍不住侧身对武能伟说:“要不是中伟,爸妈可能早就不在了。”

武中伟想起下午,他和大哥武大伟陪弟弟去梅园景区赏梅散心。

梅开半树,最有佳趣。他提前备了糕点,还特地买了甘蔗,请人切成小段。

弟弟是搞文旅的,他兴致勃勃地介绍梅园景致、古树名木,恨不得把家乡的好都捧出来。

在“精品梅苑”前的高秆丛生梅长廊下歇脚时,他咬了口甘蔗,渣子却塞了牙缝。龇牙咧嘴弄不出来,便独自转到梅林后想找点水漱口。

不料凑近拍摄蜜蜂时,右手小指被狠狠蜇了一下,瞬间肿起个包,又痒又痛。那突如其来的疼,细细密密的,像极了此刻心里的滋味。

“那谁去回谢大亮呢?”母亲有些顾虑。

大嫂在一旁快速跟上:“谁请的人,谁去回话吧。”

武中伟只觉得一股火气往上涌。他默念: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若在别处,他大概已起身离开。

但这是家,是年节下。他看着弟弟武能伟不容置疑的神情,又看看母亲不住拭泪的侧影,忽然什么都不想说了。

一直没开口的大哥武大伟叹了口气,“中伟为爸妈做的,我们心里都有数。妈的意思,我们也都明白。这样,明天我去找纪小强和魏之和聊聊。妈,您看行不?”

母亲抬起泪眼,看了看大儿子,又看了看武中伟,点了点头。

武中伟胸腔里那团闷气,慢慢散了些。他看向弟弟,武能伟也正看着他,方才那种“断事”的锋芒淡了,眼里浮出些许复杂的神色,像是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总是在家的二哥。

“谢大亮那儿,我回。没那么复杂,也不太为难的。”武中伟心中坦荡,他相信谢大亮能够谅解。

武能伟张了张嘴,声音低了些:“二哥……我常年不在家,有些事,确实不清楚。”

武中伟忽然觉得,手指上那个被蜂蜇过的地方,那股灼热的胀痛奇异地消退了。

散了席,武中伟去开车。夜幕已深,远近的灯笼还红彤彤地亮着。

他抬头,见满天星斗,密密的,亮亮的。“真美!和小时候一样。”他的心里忽然暖了。

生活里纵然有塞牙的甘蔗渣,有蜇人的蜂,有说不清的委屈和理不顺的家事……可也有这样的星空,有九十高寿的老父还躺在屋里,有梅园里半开的梅花,有姐姐一句“爸妈早就不在了”的懂得,也有弟弟那句“有些事,确实不清楚”的坦诚。

他拉开车门,打开音响。张学友淳厚的声音流淌在车厢里:“朋友,我永远祝福你!不要问、不要说,一切尽在不言中,这一刻偎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……”

他想起下午在梅园,弟弟武能伟站在一株老梅树下,看了许久,说:“这园子有真意。二哥,你介绍时,眼里有光。”

现在忽然觉得,那点“光”,大概就和此刻心里的念头一样:所有身前身后的安排,最终求的,不过是“尽心”二字。

对父母,对兄弟,对家乡,对这份剪不断、理还乱却血脉相连的生活,皆如是。

车缓缓驶出院门,后视镜里,家的灯火渐渐晕成温暖的光团。

他摸了摸还微微刺痒的右手小指——这细小的伤,过两日便会好,连痕迹都不会留下。

就像生活里这些小小的争执与误会,总会过去。而星光永远在头顶,梅树年年会开花,一家人磕磕绊绊,却始终朝着同一个方向牵挂。


六一儿童节的阳光,透过实验小学礼堂高高的窗户,斜斜地切进来,在过道上洒下一道道明晃晃的光斑。

空气里飘着化妆品的甜腻香气、孩子们的喧闹,以及家长们压低嗓门的交谈声。

林秀兰坐在第三排,这是她特意提早半小时来占的。左边是她八十九岁的母亲赵桂枝,右边是三十八岁的女儿周敏,最边上那个空位,是留给刚上完厕所的曾外孙女、今天的小主演之一——八岁的陈小雨。

“妈,您要是觉得吵,我们就出去透透气。”林秀兰凑近母亲耳边。

赵桂枝只是摇摇头,布满老年斑的手紧紧抓着膝上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帆布包,脊背挺得笔直,目光定定地望着还未拉开的猩红色丝绒幕布。

周敏正低头刷着手机,屏幕上正是小雨班级群的直播预告,配文是:“传统新编!我班小雨将演绎经典《手拿碟儿敲起来》!创新传承,从娃抓起!”下面已经有几十个点赞。

她顺手保存了预告里女儿穿着红绸衣、扎着麻花辫的彩排照,发了个朋友圈。

小雨气喘吁吁地溜回座位,小脸红扑扑的,发髻上簪的花有些歪了。

“祖祖,我有点紧张。”她把冰凉的小手塞进赵桂枝枯瘦的手掌里。

老人低下头,用另一只微微颤抖的手,正了正她头上的花,没说话,只是很慢、很用力地握了握那只小手。

铃声响了,灯光暗下,一束追光亮在幕前。

报幕的小主持人用脆生生的童音说:“接下来,请欣赏由三年级二班带来的舞蹈——《碟儿清脆颂春光》!改编自经典歌剧选段。”

幕布缓缓拉开。

明亮的、甚至有些过于欢快的电子编曲前奏流淌出来。舞台背景LED大屏上是动漫风格的荷塘月色,碧波荡漾,荷花娇艳。

八个穿着红衣绿裤、梳着乌黑油亮大辫子的小姑娘,踩着鼓点,翩然出场。

她们指尖拈着仿青花瓷的塑料碟子,手腕翻转,碟子随着“叮叮当当”预先录好的清脆配音旋转。

她们笑着,笑容标准而灿烂,眼波流转,脚步轻盈,在台上组成各种整齐的队形。

C位正是小雨,她旋转得尤其灵动,回眸一笑时,台下不少家长举起了手机。

周敏也举着,嘴角含笑,捕捉女儿的每一个镜头。

林秀兰微微点头,觉得孩子们跳得真齐,真好看,这曲子改编得挺活泼。

只有赵桂枝,身体一点点僵住了。她抓着帆布包带子的手,指节攥得发白。

那旋律,无论配上多么鲜亮的配器,无论节奏变得多么轻快,那些音符,像一根根生锈的针,穿过近七十年的时光,猝不及防地扎进她的耳膜,刺进心里。

她眼前舞台的炫目光晕褪去了,LED屏上虚假的荷塘碎裂了。取而代之的是那年冬天,县城破旧戏院昏暗的灯光,台下坐着裹着旧棉袄、呵着白气的乡亲。

天还没有大亮,村支书黄吉祥就急急起了床。

推开院门,他习惯性地先站到院墙那排玫瑰前。玫瑰嫩绿的叶片上缀满露珠,花虽不多,但红得像老歌里唱的“燃烧的火”,在这半明半暗的晨光里,格外扎眼。

他望了一会儿,发了会儿呆,终究没顾上吃早饭,骑上电瓶车出了门。

一路上他心里都在打鼓。昨天傍晚离开李乃武家时,他还特意多看了几眼——那些新栽的藤蔓,疏密有致地伏在墙头,嫩生生的须卷儿正试探着往镂空花窗里钻,看上去非常养眼。

这才一夜过去,该不会……

靠近那扇近日进出多次的大铁门时,黄吉祥心里“咯噔”一下——院墙上空空如也,只剩下灰白的墙体裸露着。

他的心直往下沉:“这……到底还是发生了!”昨晚那些养眼的藤蔓,此刻全没了踪影。

“笃笃,笃笃……”他加重力道敲门。“汪汪……汪汪汪……”院里头的狗叫得凶。

等不及开门,黄吉祥俯身从门缝往里瞅——院角果然堆着一团凌乱的藤条,断口新鲜,明显是被人用剪刀齐根铰断的。

不用问,是李乃武,而且一棵没留。

这已经是第三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