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

所以在这个下了一整天雨的傍晚，我坐在出租屋的马桶盖上，数着手里的钱。

两张一百，一张五十，两张二十，三张十块，四张五块，六张一块，剩下的是硬币，趴在掌心里，有几枚粘在一起，我用拇指把它们拨开。

四百九十三块二。

这是我这个月的全部。

我在流水线上干了将近四年，做的是手机屏幕的贴膜，戴着手套，盯着流水线，一天站十二个小时，中间休息两次，每次十五分钟，厂里的钟比外面慢三分钟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但谁也不说。

上个月，厂里出了点事，一批货有质量问题，追责，最后落到我们这条线，扣了四百块。

我没有去争。

这不是我的问题，但争了也没用。

我不是爱认输的人，只是在这件事上，我太清楚了，争和不争，结果是一样的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争了，下个月排班的时候，会给你排最差的那个时段。

我把钱折好，塞进裤兜，出了厕所，坐在床沿上，把鞋穿上。

该去交房租了。

房东住在一楼，我在四楼，楼梯扶手从三楼开始就松了，我每次上下楼都不扶那一段，怕哪天一使劲，整根栏杆连人带杆滚下去。

我敲了她的门，等了一会儿，她来开。

她叫魏燃，大我几岁，寡居，一个人住着这栋楼，说是她前夫留的，她住一楼，楼上几间都租出去，就这么过着。

「交房租，」我说，把那叠钱递过去，「这个月差一点，三百八，剩下的，下个月一起。」

她看了看，把钱接过去，没数，说：「进来喝口水。」

我说不用了。

她说进来，外面冷。

我跟着进去了。

2.

她给我倒了杯热水，我两手捧着，坐在她屋里那个旧藤椅上，藤椅的一根藤条已经断了，但架子还撑得住，坐上去只是有点硌。

她在灶上热东西，没开灯，就着窗外的路灯，锅里飘出来的气味，是米饭的香。

「吃了吗？」她问。

我说吃了。

她没说话，把锅里的饭盛出来，又拿了两个菜，搁在桌上，转过来，说：「坐过来。」

我说真的吃了。

「坐过来。」

她就这样，不多说，说一遍，等你，说第二遍，就是真的让你坐过来。

我把藤椅挪到桌边，拿起筷子，扒了两口。

炒了个青椒土豆丝，还有一碟花生米，饭是隔夜的，重新蒸过，软烂，有点黏，比厂食堂的好吃。

厂食堂的饭是机器压出来的，每粒饭都均匀，均匀得像假的，吃进去没什么味道，只是饱。

我扒拉着饭，她坐在我对面，自己也吃着，窗外的雨小了，滴滴答答的，把整个晚上的声音都填满了。

我搬进来两年了。

两年前，我被人骗了一笔钱。

不算多，三千块，但那是我那时候三个月的积蓄，被一个说要带我做生意的老乡骗走，等我反应过来，人已经跑了，电话打过去，关机了。

那时候我在另一个地方住着，合租，住了一年多，被这件事一闹，慌了神，想换个地方，跑到这条街上，看见楼道口贴的出租广告，就进来了。

她说，一个月三百五，水电另算，包括一张床，一个桌子，一个凳子，没有其他的，自己买。

我说好。

她还说，不能拖欠，不能夜里大声喧哗，不能带外人进来留宿。

我说好，好，好。

就住下了。

住到现在。

后来有一次，我在厂里跟一个老乡说起，我住的地方房租不贵，三百五，那老乡不信，说这片哪有这个价，最便宜的也要五百起，往年打下来，也得四百五。

我说这倒不知道，就一直这个价。

那老乡让我问问她还有没有空房，我问了，她说没有了。

但一楼就她自己住，从来没见其他人上来过，那两个空房间，也从来没见她往出租。

我没多想，只以为是我来得早，占了这个便宜。

我藏着的那个人是个证人。

她跟着我，是为了等我露出破绽。

我护着她，是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她有多危险。

1.

所以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深夜两点十七分，我坐着，但我装作睡着了。

她起来了。

很轻，几乎没有声音，我知道她要做什么——走到窗边去，把窗帘撩开一道缝，往楼下看。

她每天夜里都要看两次。

我数过。

一次在凌晨，一次在天快亮的时候。

楼下停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，从她搬进来的第三天就有了，有时候是这辆，有时候换成一辆灰色的，但总有一辆停在那里。

她以为我不知道。

我知道的。

她回来，重新钻进被子里，侧着身，头发散在枕头上，呼吸了一会儿，慢慢平稳下来。

我睁开眼睛，盯着天花板。

我这张床是旧的，弹簧坏了两根，压着就咯吱咯吱叫，她每次翻身，整张床都跟着抖。

她真的睡着了吗？

我不确定。

好的猎人和好的猎物，最后都会变成彼此，我不能不疑心，此刻这张旧床上，躺着两个同样睁着眼睛的人。

各自等着对方先动。

今夜我没有动。

我的手放在被子上，感觉指节都在一点点发凉，从指尖，往上，到腕，到肘，整条手臂最后都没了知觉。

她翻了个身。

后背贴到我这边，热乎乎的，连头发也搭过来，我闻见她身上洗衣液的味道，廉价的那种，五块钱一袋，超市货架最底层的，她每次都买这个。

她是真的睡着了。

作为一个便衣警察来说，未免太不专业。

盯我多久了？

我感觉喉咙发干，咽了口口水，悲哀地想——这个傻姑娘，为了蹲一个案子，把自己混成这副模样，租着我这间漏风的小屋，吃着我馄饨摊子的剩货，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。

我轻轻把她的头发从脸上拨开，躺回去，把眼睛闭上，想着不知道哪一天，她终于开口问我，我要怎么答她。

没想到答案来得那么快，也那么难堪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从里间出来，脸还没洗，抱着个马克杯，看见我已经摆好了早饭，愣了一下。

我说：「吃吧，豆腐脑，刚打回来的。」

她坐下，喝了一口，皱起眉头：

「你往里面加了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盐。」

她说：「甜的。」

我说：「习惯了。」

她又喝了一口，没再说什么，低头喝完了，放下杯子，用手背抹了抹嘴，抬头看我：

「今天出摊吗？」

「出，」我说，「你去不去？」

她停了一下。

「去，」她说，「没事干。」

2.

其实我在她搬进来的第四天，就知道了她的身份。

那天我从市场回来，路过楼道口，见到一个穿制服的从里边出来，认识，是我们这片派出所的张所长，他见了我，不自然地点了个头，走了。

我上楼，在自己门外站了一会儿，敲了敲。

她来开门，神情平静，问我今天收摊早。

我说菜贵，没人买，早收了。

她说哦，转身进去，把午饭端出来，我坐下，扒拉着碗里的饭，看见她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勒痕，刚消下去的，皮还红着。

我什么都没说。

我藏了很多事。

比这更难说出口的，多了去了。

那是五年前的事了。

那时候我在建筑工地上打工，搬砖，扛模板，什么活都接，攒了两年的钱，在南门菜市场对面租了个小铺面，卖馄饨。

头几个月，每天凌晨三点起来，自己擀皮，自己调馅，一个人守着，吃饭的时间都不固定，有时候饿过了，反而不想吃了，就喝碗高汤，算过了一顿。

馄饨摊子渐渐有了回头客。

有个常来的，四五十岁，穿得讲究，皮鞋擦得亮，坐下来，要一碗鲜肉的，大馄饨，多放辣油，每次都一口气吃完，吃完了不走，坐着抽根烟，偶尔跟我说两句话。

说他以前也在南方做生意。

说他有个儿子，不争气，说他老家在川北，山里头。

我听着，不大接话，他也不介意，抽完烟，把烟蒂摁灭，站起来走了。

有一天他来得迟，快收摊了，坐下来，我见他神色不对，手有点抖，倒水的时候，把杯子差点打翻。

我给他倒了碗高汤，说：「喝点暖和的。」

他接过去，喝了，把碗放下，低着头，说：

「兄弟，我摊上事了。」

我擦着桌子，说：「什么事。」

他说出来一个名字，我手里的抹布停了一下。

那个名字，我在新闻上见过，市里某个开发商，出事了，涉嫌行贿，被查。

他说那是他东家，他经手过几笔账，钱转到他卡上，再从他这里出去，他自己都不全知道那些钱是干什么的，现在查下来，对方叫他不要乱说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我把抹布搭到盆沿上，在他对面坐下：「你去自首了吗？」

他摇头。

我说：「那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」

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「你这里，我信得过。」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信得过我，一个卖馄饨的，他在这里吃了不到一年，我们说过的话加起来，怕是还不够填一篇日记。

他说完那些话，自己走了，第二天，也走了，就没再回来过。

那个东家，后来被判了。

而那个吃馄饨的人，从此在这个城市里消失了，或者说，他消失之前，有一晚上，曾经出现在我的摊子后面，帮我掀开锅盖，说今晚的汤底太淡，让我多加一把骨头，然后转身，夹进夜里，再也没出来。

只有我知道他在哪里。

这案子，到现在还有个尾巴没有收干净。

她住进来之前，我就猜到了。

她说她是跑长途回来的司机，这个城市人生地不熟，暂时找个便宜地方落脚，我这里三百块一个月，水电另算。

我说行。

我说住下吧。

现在是深夜，馄饨摊子收了，钱盘过了，一共两百三十八块，我坐在那张弹簧坏了的旧床上，听着她均匀的呼吸，想着那个人现在在哪里，想着她手腕上的那道红印，想着今天我往豆腐脑里加的那勺盐，南方人哪里知道，我老家豆腐脑，都是加盐的。

但加糖的更好吃，我懒得争了。